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三阶段的建设目标，而到本世纪中叶要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笔者认为，目标的时间段、内容项既是递进的，又是并进的。即存在着从行列到前列、从少到多的递进，与大学、学科和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并进。最后，量变引起质变，形成“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局面。

这说明，“双一流”建设既是瞄准高端的，又对梯队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政策的基本背景是过去我国对高等学校的重点建设成就很大，但产生了新的问题，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

下一步还要不要重点建设，怎么建设？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建设的政策路径一是重点建设模式，二是门类方向调整。重点建设模式从全国重点高校到“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在思路上是一以贯之的，而到“2011计划”开始有所调整；门类方向调整则从院系调整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再到后来的高校综合化改革，以及近年来的重新思考行业特色大学发展、应用型高校转型等，一直存在着争论。但事实上，这两种政策方向的交会形成了我国当今高等学校体系的格局，尽管该体系目前看来还有些乱。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重点建设有了固化、封闭的弊端，且示范性已明显不足，是导致“千校一面”的原因之一，“2011计划”即有意去除这种弊端；门类方向怎么选都众口难调，因为高等教育已然多样化了；不建设更不行，那样的话无法应对国家的创新驱动战略、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和制造业强国之路。所以，接下来不是建设不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体系活力是强国建设成败的关键

我们的高等教育正经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迈进，预计2020年即可达到。目前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是2879所，比大众化的迈入年2002年的1396所增加了一倍还多，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且还在不断增长。

而毕业生即期就业率长期徘徊在70%以上，招生和毕业数量也都在700万的量级上，教育与社会不适应的问题比较严重。

在高等学校的功能选择上，我们经历了建国后的育人为主的“教学”单中心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教学、科研”双中心阶段，以及“985工程”建设后虽然名义上多功能但事实上“科研”独大的另一个单中心阶段。目前的“双一流”建设还未正式开始，但各知名大学在学科上的比拼已经一触即发直逼白热化。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像马拉松赛跑，在过程中选手们是成群搭伙的。一流大学和学科，应该是一个群落建设，个体相互之间合作、互补、鞭策、竞争，这样才更有效。

即我们不能光选第一，更主要的是选群落，国外叫世界级，“级”就不是一个，这个群落可以是十所（个）大学（学科），也可以是二三十个。此外，后面还有一片片的其他群落，整个体系共同作用满足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方位需求。

一流大学和学科不能是个别大学和学科孤军奋战的事情，否则白热化的竞争会使大学的路数走偏或拔苗助长，如为保“第一”而合并、撤并其他学科等，这就破坏了正常的高等教育成长状态。

而高等教育强国就更需要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强了，整体实现规模、结构、质量、公平、效益的协调发展，衡量的标准就是高等学校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活力以及每所高校自主发展的动力。

 

政府政策思路需要作何转变

我们要建设的一流大学和学科应当是生长型的而不是破坏型的，应当有助于实现整个高等学校系统的和谐和推动每所学校的卓越，所建大学和学科起的是引领作用而非示范作用。

这里，讨论问题的基础是政府的“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预算模式，基本支出对应的是“标准”，项目支出对应的是“重点”。这也是当前国家的基本财政制度，需要遵守，以此为基础探讨改革。

第一，提高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支出拨款标准。

一流大学建设需要瞄准世界前沿，各项投入成本需求量很大。现在按项目支出的方式，好处是突出了重点，绩效导向明确；缺点是学校自主使用经费的余地小，项目支持的不确定因素多。

因此，建议通过增加拨款系数的方式，改变一流大学建设的支持方式，变项目支出为基本支出，也就是变项目支持为常规支持。如别的学校生均拨款标准是1，一流建设大学是1.5~2,具体数据可通过测算制定。

这样既可保证重点支持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也有助于提高建设效率，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第二，支持不同层次、类型、区域高校的群落建设。

就像森林需要有不同的树种，多样性才能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局面。中央政府特别要支持省域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现在每个省都有一百多所高等学校，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数都多，每个省的条件不一样，走的路也就会不一样，需要增强它们自身发展的活力；加强中心城市高等学校的体系建设，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辐射作用很大，高等教育对创新驱动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深圳市近年来的发展就是明证，前些年宁波市的发展也不错；此外还有行业特色大学、应用型高校，等等。

这里需要增加政策的弹性，对不同高校群落支持的方向不同，使得学术型与应用型、综合性与行业性、巨型大学和小型学院等不同学校均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第三，支持每所高等学校的特色卓越发展。

项目是政府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政府部门和学校在现有财政制度下多做工作的表现方式。过去人们对项目抓手有些异议，主要因为它太过“一刀切”和行政化了，其实项目制度本身没有错，需改革的是项目实施对象和方式。

基层高等学校孕育着旺盛的创造力，特色是它们缔造的，项目应针对它们设计。政府可改变掐尖式的项目支持方式，面向2000多所高校去寻找它们个性化的创新，分别支持它们各自擅长的领域，激发每所学校的办学活力。

这样，“各好其好、各美其美”，其结果是每所高校以自己的独特性填补着不同的社会市场份额，每个学生和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理想选择合适的学校。

政府放弃固有的好学校标准，通过灵活的个性化政策，支持各地、各校不同的特色和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工作抓手。这样的抓手只会赢得赞誉而不会有非议，百姓、高校、社会、国家均受益，提高党和政府的威望，最终推动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局面。

第四，适度增加国立大学的数量。

对于国立大学，我们现在称作教育部直属高校，再加上其他部委属高校，统一称作央属大学。其实，央属大学没有国立大学表意精确，“属”有下属、归属之意而“立”系指国家举办而学校自主办学。

国立大学是站在国家利益上来举办的，目前我国有各类央属大学113所，但还有13个省域内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而只有共建高校，下一步的高校结构调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大学是人才蓄水池和创新高地，如果有着上亿人口省份或边远省份没有国立大学，国家利益有时是难以保障的。试想，将来如果每个省份都能有2~4所国立大学，部分起带动、辐射作用的中心城市可以再多一些，教育公平和科技创新都将会更加普及。

这样推算将来全国国立大学数可逐步扩展至150所左右。而这一结果如果实现的话，省立高校也将会得到各省市更多的支持，各地市高校也将更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使命和形成办学特色。